常有人问我，张爱玲有什么好？怎么好？

2020年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我在线上观赏进念剧团纪念她的《说唱张爱玲》，有几个画面印象很深。饰演张爱玲的叶丽嘉被张的文字环绕—左、右、身后的墙，有时连地板，铺天盖地都是张爱玲的文字。这就是我的答案。

张爱玲的好在于她的文字。她的传奇与不朽全在她的文字里。

我非常清楚记得，在中学读到《怨女》女主角银娣歹毒地对亲戚数落媳妇其貌不扬，说她嘴唇厚得 “切切倒有一大碟子”，忍不住喷笑，一边同情媳妇被恶家婆霸凌，一边暗忖她毒舌的杀伤力。十多岁读《倾城之恋》读到 “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 心境顿时预先衰老，惘然若失。

许鞍华去年将张爱玲首篇问世的小说《第一炉香》拍成电影。甭靠电影，张爱玲文字影像感够强，我中学读时，脑海已被影像填满。读到女主角葛薇龙被男主角乔琪乔, “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我被这段心理描写震得坐直起来。这是何方神圣，怎会三言两语就让读者一瞬间如此贴近人物的心理状态？她在《张爱玲小说集自序》里自述，写作是帮人“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 这种对人心一针见血的洞察力一直都是张爱玲的独门标志。

张爱玲1943年在上海发表《第一炉香》后一炮而红，多产的她神速推出《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金锁记》等经典作。有趣的是，她真正爆红的时间只有两三年，毕生最重要的作品也都在这时期完成。张爱玲的故事其实很通俗，不外是凡夫俗子的爱情、婚姻、家庭和生死。“通俗”是刻意的。太多作品“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她喜欢写人生安稳的一面，因为安稳“有着永恒的意味”（《自己的文章》）。读她的文字总能感应到“张爱玲”的无所不在——她是观察者和评论者，像萨满般游刃有余地编织出一张张密实的网套牢读者的心，犀利、精确，而又不失幽默的文字里有她的世界观和“永恒性”，她对男女、爱情、婚姻心理的洞悉，以及她对生命本质的彻悟。

爱

80年过去了，许多和张爱玲同期的名家已被时代淘汰，张爱玲热却持续不退，一代接一代的人发现她、喜欢她、研究她，跟她的文字魔力有关。很多人说她的文字冷冽、苍凉、悲观，但我却觉得她直视人生的本质很清澈、疗愈。她让人看见人生的不彻底，并非黑白。有人试图将张爱玲列为言情小说家，但直捣她小说的核心后才发现爱情和人生的神话已被她拆解得体无完肤，就如她在《留情》里的名句：“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最短的一篇散文《爱》不到300字，但回味却很悠长。写时，她和第一任丈夫胡兰成新婚，他告诉她一个女人不断被转卖的故事，老的时候，女人想起年轻时在桃花树下遇到一个年轻男子，他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却让她一辈子记着他。张爱玲有感而发在文末写下这句：“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説，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爱情的天长地久其实只在一瞬间，过去了就没有了。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另一句名言，也质疑何谓真爱，何谓真命天子：“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硃砂痣。” 若“真爱”总是那个永远得不到，留不住的“完人”，拼了命去追求，反而注定永远错失“真爱”。

⼥⼈

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淡淡的控诉和信念，因不说教，反更耐人寻味。她在电车上听到女人跟同伴说完了丈夫又说起儿子，女人的自我在话语里全程缺席，忍不住写下《有女同车》：“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

或许是受到早年离婚，独立自主的母亲影响，张爱玲很早就相信女人必须为自己而活。于是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又是在电车上，她安排了男主角和跟他分了手的红玫瑰重逢，男的带着刻薄的语气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红玫瑰并不生气，“侧过头去想了一想，道：’是的，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时候，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去做什么事，碰到的总是男人。可是到后来，除了男人之外总还有别的……总还有别的……’”

城市

重读许多张爱玲同辈的作者，总感觉隔了一层时间灰蒙蒙的尘。张爱玲写的虽是老一代的人，但她的文字却总是那么鲜活，我想是因为她的情怀和关注跟现代城市人一直都是同步的。

她是不折不扣的城市人，“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公寓生活记趣》）。她热爱逛街；喝下午茶；听电车上人们的琐碎对话；看街上的人和事获取灵感。

她迷恋时尚和一切影像艺术。她画插画、写影评。她的衣着奇特——喜欢把清代女袄配摩登旗袍，把她祖母的旧被拆下裁剪成现代连衣裙和李香兰合照，打个俗气的现代比喻，张爱玲奇装异服的形象对上海的震撼如同近代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女神卡卡。

张爱玲的文字建立在《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深厚的中国古典著作基础上，同时又融入大都会滋养她的电影、时装、心理学等摩登语言，挥发出独特张氏语言的馨香，既东方又洋气，既现代又古典—正如上海这座城市。

张爱玲成了上海的一个代号；在她身上，上海也成了一种超越地域的象征。张爱玲的“上海”代表的是永恒的城市，一座新和旧永远在翻滚交替的十里洋场，一个人在里头能找到自己但又可隐藏自己，可以看到和被看到，但在千万人之中又可隐形的安稳感。对像她这样避世的创造者，没有比活在大都会更悠游自在。于是她在《公寓生活记趣》写：“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一开始就赞颂城市的思维，有她领队，只要这个世界一直朝城市化发展，张爱玲在城市中孕育出的文字就一直会温热下去。

逃脱专家

张爱玲有社交恐惧症，大部分时间避世不见人，但她早期刊登在杂志上，辑录成《流言》的散文却不避忌地把自己的家事公诸于世。这种游移于公开和私密的矛盾界线，相信与社交媒体共存的现代人很能认同。她18岁时把自己顶撞继母被父亲长期囚禁在家中一间空屋，差点死去的“家丑”用英文写成“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发表。1944年，走红上海后，张爱玲又以中文写成《私语》。颓靡、不健全的家庭关系，以及布满创伤的成长回忆不断在她的作品出现，成了张爱玲笔下萦绕不去的命题。

张爱玲在《私语》里用惊心动魄又冷嘲式的幽默描述自己成功逃出家里后，“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此后，她成了个脱逃专家（escape artist），人生被一次次的“脱逃”刻录：香港二战沦陷后，她放弃港大学业，逃回上海孤岛，随即在文坛成名。红色中国崛起后，她在1952年逃出中国，在香港暂居后又逃到美国，冀望能像林语堂那样走红英文文坛。事与愿违，她只凭《秧歌》受到短暂的瞩目，在美国一直寂寂无名至死。晚年，张爱玲声称被洛杉矶家中跳蚤困扰，为逃避虫患，她搬出公寓，住进汽车旅馆，每隔几天又搬进新的廉价旅馆，展开了长期居无定所的“躲虫”生涯。张学研究者认为根本就没虫患，纠缠她的是“妄想性寄生虫病”（Delusional Parasitosis）。“虫患”二字也挑起熟读张爱玲读者的神经，联想到她的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句话出自张爱玲19岁参加上海《西风》杂志徵文，被不少人称为张爱玲“处女作”的《天才梦》。这被无限引述的名句，在《说唱张爱玲》里透过林嘉欣调皮少女的音调念出，听着却叫人不寒而栗，原来逃了一辈子，张爱玲晚年终究逃不出19岁时用文字给自己施下的人生咒语。

张爱玲是天才型的作者。她来这一趟人世，仿佛就为给我们留下这些文字。80几年过去了，她的文字魔力丝毫不减，依然被引述、被研究、被膜拜、被模仿，经过时间的洗涤不但没被冲淡，还被刷得亮晶晶，永久璀璨。

香港进念.二十面体为张爱玲百年诞辰创制的《说唱张爱玲》（2020年）将在2022年华艺节放映.